威尼斯之謎

　黃仁宇新近完成的巨著，「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正是這個驚濤湧現的巨變之中，對世局一個意味深遠的回顧。

　回顧的多遠？遠到五百年前的威尼斯––今日存在的資本主義體制第一次發皇之處。

　賽亞？是否就是今日台灣經濟的現實?是否真是共產解體後二十一世紀的唯一選擇？

＜span class=’Doc’＞龐大的歷史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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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的是，這是一個極其龐大的歷史實體。黃仁宇以三十萬字的篇幅，歷述威尼斯、荷蘭、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甚至俄國、法國與中國在不同時代與資本主義的遭遇。就中國史學界而言，這些怕是第一次有人這麼努力企圖全盤瞭解中國面對的世界，與這個世界的形成過程。

　但這個世界為什麼由威尼斯開始？

　黃仁宇在「為什麼威尼斯？」這篇短文中企圖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們找不到答案。強調由技術層面看資本主義，並不能證明為什麼威尼斯的資本主義經營技術特別可觀，尤其不能說明整個資本主義的源頭為何在這個海中之城，而不是在同時代甚至更早的法國、英國、葡萄牙，或其他義大利城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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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二章，作者詳細描述威尼斯的商業、工業、社會組織、政治制度、重要的歷史插曲。但是由「威尼斯之屬於資本主義的體制，大部份由於商業資本壟斷了政府的功能」這般的斷語，我們仍然看不出這個地理位置優越的商業城巿，為何特別得到作者的青睞，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第一顆明星。

　長遠的回顧之外，似乎還需要深刻的考察。

　在黃仁宇之前，法國已逝史家費儂•布勞岱（Fern and Braudel）所寫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第三冊「世界的時間」–，已於十二年前（一九七九）在巴黎出版。布勞岱問題的焦點是資本主義，也是他大力提倡以長期而全面的觀點處理這個龐雜的歷史實體。

＜span class=’Doc’＞威尼斯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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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勞岱很清楚，與義大利其他城巿比較起來，不論就技術或資本主義企業型態而言，威尼斯都是落於人後的「不是威尼斯首先鑄印金幣，而是熱內亞、繼之是佛羅倫斯；也不是威尼斯開始使用支票，而是佛羅倫斯。」複式薄記由佛羅倫斯人想出來，並且在他們手上才真正建立了歐洲製造業的雛形，甚至由公證人來結算海事保險的作法也是由地處內陸的佛羅倫斯採行，而非臨海的威尼斯。至於論及與北方法蘭德斯的規律連繫，熱內亞人才是執行者。

　威尼斯在商業方面的投資是驚人的，但是就組織型態而言，威尼斯投資海上冒險的心態是短線進出，謀取暴利。因此合夥關係是短暫易變的。到地中海東岸一趟船行（六個月到一年），就是合作關係的始終。但資本大而轉動快，龐大的財富因此得以累積。佛羅倫斯商人卻不同，他們的合夥關係更為固定長遠，著眼較長期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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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布勞岱之所以視威尼斯在資本主義史上極端重要，不是出於資本主義的「技術」性格在那最為鮮明，而是因為威尼斯根本是歐洲第一個形成的整體經濟系統的核心，世界第一個貿易帝國的頂點。

　在這個囊括了全部西歐、地中海、黑海、尚未被土耳其人占領的回教國家（非洲、埃及、敘利亞），以及波蘭、匈牙利、巴爾幹半島的經濟體系中，威尼斯是最富裕的中心都會，以一個城巿的財政收入比人口超過它十倍的法國還多，在歐洲首屈一指。

　因此重要的倒不是進步的組織或創新的技術，而是能否在歷史的空間分布，佔到一個絕頂重要的位置。也因此布勞岱所說的資本主義，是在一般人理解的巿場經濟之上的經濟活動方式。公平競爭、透明的交易、可預期性與常規性，這些在地方巿集中出現的特性，自然不可能說明遠程貿易中含蘊的冒險與大量財富。正是在製造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繫被打斷，或是被拉長之際，驚人的利潤才可產生，資本才能累積，而資本家才有興趣介入這樣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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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在威尼斯麗都（Rialto）橋畔的客街上，全世界的大貿易商彼此磋商、拆帳，決定大宗貨品的去處與價錢。資本主義的心態本身並不是一個新的歷史現象。但是藉著遠洋貿易、各種金融工具的發展，威尼斯也一直到十五世紀，才能一躍為整個世界經濟的心臟，控制著重洋外的生產與交易。

＜span class=’Doc’＞中國學習的起點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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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仁宇在書中批評威尼斯的著作︰「叢碎雜蕪，莫衷一是，可以供閒暇時翻閱，卻難能在研究資本主義時提出南針。」他似乎沒有看到布勞岱作品中的龐大架構，而這個架構事實上建立在對資本主義非常特殊的理解上。也只有從布勞岱的觀點出發，威尼斯才不是一個隨意的起點。

　漫步鹽水環繞的威尼斯老街，潮汐起落的聖馬可廣場，固可以發思古之幽情。但正如黃仁宇自己問的︰「為什麼研究中國歷史要涉及威尼斯？」

　大哉問！問威尼斯其實不只是問威尼斯，問威尼斯其實是在問資本主義，究竟資本主義是什麼？誕生在那？在何處茁壯？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理性的組織與經營方式？還是一個特殊的、不透明的，精於算計但卻並不理性的行動領域？

　問威尼斯更是在問威尼斯可不可以是中國人向世界學習的起點？

　問威尼斯便是在問有了數目字的管理，有了如霍布斯描寫的「巨靈」政府，中國人的生命與歷史問題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安頓？

　無論如何，中國人以一世紀的時間寫了這樣一本書，我們不能不在這本書提出的問題之上想得更深，想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