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韓斷交聲中,日本自民黨大老金丸信因受賄案而下台的時候,一位資深的英國記者來訪,談及他對台灣的觀察:
一方面政府官員在厲聲指責韓國忘恩負義,另方面一般人卻反應冷淡、並且奇怪為什麼錯將從犯當主犯,反而對堅持斷交條件的對手——中共當局,輕輕放過。
當許多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及企業界對日益腐化的台灣政治、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和日益減弱的經濟競爭力,感到憂心不安的時候,許多政界人士卻顯得若無其事,繼續忙著描繪張張美麗的圖畫。
台灣沒有日本的條件
像是分割的畫面,一個舞台上,同時演出兩個不搭調的戲碼。
一方面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人認為台灣的金權政治日益惡化,近九0%的人擔心繼續惡化下去將導至社會不安(見六二頁),而同時有人卻向英國記者輕描淡寫的反問;「日本不也是金權政治橫行,可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好好的嗎?」
這樣的類比,其實並不恰當。因為台灣並沒有日本的制衡條件。
日本近年來有許多位首相和內閣大臣都因受賄而身敗名裂,但這樣的下場卻也正顯示,日本腐化的選舉制度已受到公正司法警檢系統的制衡。資深記者為挖掘事實真相鍥而不捨的追蹤精神,在台灣也尚待養成。
除了公正的司法和公開的資訊外,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已有完善而獨立的文官體系在支撐,上層政客的腐化不致影響厚實行政基礎的運作。
而台灣的情況恰恰相反。三百多年來,台灣一向缺乏基礎建設,尤缺制度軟體的建立。四十年來台灣的經濟奇蹟,其實是建立在鬆散的沙石上。
組織體系紊亂
直到今天,在奮勇的向前衝刺、累集巨額外匯存底、擴散台灣經驗時,整修組織體系、設立規章制度的重要,仍然並未受到重視。欠缺制度規範的缺失影響,在解嚴之後,一一浮現。
最為突顯的例子莫過於有關土地制度的殘破與組織的紊亂。疊床架屋,中央共有八個部會分別掌管土地政策,彼此事權不一,相互牽絆、也相互推責。中央與省、縣、鄉鎮四級政府間,更是體系混亂、資訊不明。(見一八頁)
於是企業集團的董事長,仍可取得自耕農的身分,在全省各地購買大片農地或山坡地,協同地方政客,輕易變更地目,一夕之間坐賺數十億。而到底某人在全省共有多少土地,由於至今台灣土地並未總歸戶,無從查起。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需要能做到「數據化的管理」,歷史學家黃仁宇說。以這個標準而言,不僅古代的中國未能做到,今天的台灣也仍有相當距離。許多維護社會公平的制度無法執行,因為欠缺管理所需的最基礎的數據與資訊。
資訊公開流通
聽到中韓斷交消息的那天,正在東京參觀新都廳巿政大樓。在三樓的公開閱覽室,裝有數十台電腦終端機,任何一個人都能手觸螢光幕,輕易簡便的找到巿民所需的一切重要資訊、統計、消息、情報。旁邊的圖書室兼賣各式各樣闡明公共政策的「白皮書」,和各種都巿規劃與十年計劃書。
清楚的規劃、準確的數據、公開而流通的資訊,是一個現代化社會必要的條件。而台灣,坦白的說,仍相差甚遠。
駐日的朋友,慨談國運時,提出「認份」的重要--要認清自己的份量、自己的身分、自己的處境、自己的優勢與自己的弱點。一切的努力與企圖,都應建立在「認清自己」的事實基礎上,理想的追求方不至落空。
「認份」之後也才能激發出恢宏的「志氣」。
畢竟,今日的台灣雖有諸多的缺陷,卻也集累了許多得來不易的成績與經驗,承載了許多的期望與可能。
如何勇敢的面對客觀的事實真相,以堅強的意志力和不屈的毅力來克服橫逆,是不分朝野皆需努力的方向。
而努力的第一步,是要從整頓年久失修的制度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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