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掉文化自救的共識

為了一條街，左鄰右舍弄得烏煙瘴氣，鄰居間百代的交情，抵不過現實利益的衡量。贊成拆除的居民，多半是房子不會被拆到的住戶，他們多數有錢有勢有車，老房子早已改建成摩登的透天厝；反對拆除者，多半是老一輩的居民，守著殘破的老房子維生，拆了房子，換來低廉的補償費，叫他們住到哪裡？

學者專家們極力鼓吹的理念：保存街道紋理、保存都市的記憶，對九○％贊成拆除的老街居民而言，是太過拗口的夢想。他們要的很實際：拓寬街道，讓人潮進來，讓街道更新繁榮，讓自己的車有個更方便的停車位。

韓第在「覺醒的年代」一書中，談到公民社會的共同意識時強調：「除非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清楚的共同目標與互信，使雙方能夠確信個人一時犧牲可創造後來的共同利益，否則人們本能上總會優先追求自身的眼前利益。」

韓第的提醒，正好點出了第一街癥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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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與反對的雙方，看不到長遠的共同利益，只有僵持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原點上，相互角力。

更重要的是，應該出面扮演協調、溝通角色的台南市政府，不但逃避責任，還進一步在所謂「民意」的藉口下，刺激居民與學者專家對立。

政府失職

在火藥味濃厚的公聽會上，居民和學者僵持不下。市政府的工務局長反問學者：你們提出要保留，你提出辦法來啊。學者說，提出辦法怎麼是我的事，應該政府委託學者來規劃才對。工務局長反譏：「原來你們是要賺規劃費啊！」學者抗議，現場居民一片譁然。

參與第一街最力的成大建築系教授王明蘅回憶，文化界人士多次找台南市長施治明溝通，他的態度很明顯：他同意你講得很好，但是他對這事不感興趣。

多次和地方政府溝通無效後，文化界人士轉而將焦點集中在中央政府層級。他們替施治明設想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難，試著替施治明打通關節，讓他沒有藉口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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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努力下，從內政部都委會、省都委會到文建會都同意支持。甚至中央政府願意爭取撥出經費，讓地方政府規劃文化特定區。連行政院長連戰都發言要留下第一街，只要市政府出一份規劃報告，送審之後馬上就有轉圜的可能。

但是，後來的演變卻成為情緒化的反應。在沒有太多土地利益的第一街，施治明看到有利可圖，先是要求中央撥款十億，他就可以留下第一街，整個安平區規劃則要三十億。「什麼規劃圖、計劃都沒有，怎麼能就開始要錢了呢？」王明蘅覺得施治明的做法，簡直不可思議。

直拖到選舉將屆，中央不敢施壓於地方政府，要求保留的壓力趨緩。「整個事情就垮了，」王明蘅認為，這其中還牽涉到地方自治權限的展現。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貝拉，曾經在接受天下雜誌的專訪中提到，在建立公民社會的過程中，政府雖然不應該直接介入人民的社會參與，但卻能提供環境、間接鼓勵，而不應該對社會團體心存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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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互信基礎

另一方面，赤崁文史工作室的鄭道聰認為，聲援第一街的文化界人士，因為過去沒有共事的經驗，缺乏互信，到後來變成有些團體爭相搶「光環」，腳步、策略都顯得相當凌亂。

為了聲援第一街，被背後的「大老闆」施治明降職的前台南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沈秀燕，依然銳氣不減。她從第一街的教訓中，深切感到個人的力量，無法和政府大機器抗衡。而且台南古城的歷史古蹟特多，「簡直疲於奔命，救完這個要救那個，」沈秀燕急切地說。

因此，她目前正在整合各文化團體，成立文化生命促進會，希望成為監督台南市政府的壓力團體。

他們不要浪費精神與「自己人」對抗，與居民對抗。他們要把說服的焦點集中在權力的根源——政府。

往事已矣。但是對參與第一街工作的人，結果的失敗，卻帶給他們更多的學習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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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是挫敗，不如說是錯誤，」王明蘅認為，第一街整個過程是一個都市啟蒙的工作。過程本身就有其意義。不過他發現，未來古蹟保護的問題，人民的教育要趕快做，更重要的是從都市計劃著手，因為那才是問題發生的根源。

從第一街的經驗，王明蘅進一步反省到，現在喊得很熱的「市民主義」，其實是很複雜的。「人民不是均值的，人民是很複雜的，有時候市民和市民自己就對抗得一塌糊塗，」王明蘅觀察。

反省與前瞻

「我開始比較了解這個社會，以前我們是關在象牙塔裡做學問的，介入這次事情，開始接觸這社會上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角度，碰到很多不同層級的政治人物，也碰到很多草根性的團體，開始了解社會的多樣性與複雜性，」王明蘅回答得誠懇而鎮定。

台南市中心，造型獨特的鮮黃色牆面，「新生態藝術中心」有著鮮明的意象風格。「太累了，不要再做了，」藝廊的主人杜昭賢談起第一街，顯得慵懶而疲勞。

聲援第一街時，杜昭賢到處利用原有的人際關係，寫信給省長、內政部長，找媒體……，做為一個道地的台南文化人，她的心願其實很單純。就是希望有朋自遠方來的時候，可以帶著朋友去看看屬於台南的風格。

「希望有一天台南人也可以像宜蘭人一樣，抬頭挺胸，驕傲地說：我是台南人，」杜昭賢悠悠地說。

救過玉井芒果樹和第一街，對於破壞發生後才疲於奔命的過程，杜昭賢感到「很沒力」。所以她現在和成大一群教授合作，組成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經常性地和政府負責都市計劃的單位溝通，希望做到事前預防的工作。「不要讓施政單位覺得我們老是要來搞鬼，」杜昭賢強調。

有著強烈草根性格的鄭道聰，一再強調居民自覺的重要性。「我們做文化工作，如果讓這個社區的人不安，我們不可以做，」鄭道聰說，沒有社區民眾的自覺，文化運動與歷史保存，都無法併發旺盛的生命力。

做為台南子弟，鄭道聰有使命感，要扮演起為傳統社區引進新觀念的溝通和協調角色。但是他也擔心：「官是好大一張嘴和好大一個機制，」如果政府不改變，會吞噬所有人的努力。

正是現在，台南市政府又要動手拆除日據時代就有的舊社教館（公會堂），改建成簇新的商業大樓。這一群曾經輸過的學者專家、文化鬥士們，又開始一場螳臂擋車的奮鬥。

只是這一次，他們要比以往更團結，更懂得策略、方法，也更了解「敵人」。

能不能贏，就看這個政府有多少自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