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三十餘年來致力於環境保護的學術界朋友，最近棄學從商，自己當老闆，繼承了一個中等規模的家庭企業。幾天前，他感慨的告訴我這麼一個小故事。
他的公司有一百多位員工，採兩班制，每天公司供應中午和晚上的便當，全部都是包給附近一家外賣餐廳，他就任以後也照樣。上個星期，餐廳的老闆娘來送便當，他才突然發覺，一百多個便當盒都是環境殺手保麗龍成品。
環保鬥士成共犯
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最好每位員工各人有一個自己專用的便當盒，每天吃完了隨手洗乾淨，由餐廳來收，再裝第二天的便當。這個想法一傳出去，員工反應不佳，覺得太麻煩了。他又想也許可以恢復十幾年前，政府尚未大力推廣保麗龍時那樣，用傳統的便當盒代替，可是民意也不支持，認為處理不好容易得肝炎。於是他只好跟餐廳老闆娘說，請她以後改用紙盒。老闆娘回了句，紙盒成本比保麗龍高，便當就要加價。站在旁邊的財務主任馬上提醒他，現在公司不賺錢，外面競爭激烈，還是以節流為要。
我的朋友說，二十多年來，他幾乎每天寫文章、拉布條、發動抗議、大聲疾呼：環保、環保。到頭來，自己不但是污染環境的共犯，甚至成了它的罪魁禍首，心頭實在不好受，這輩子都抬不起頭來了。
我除了安慰他說：「這是結構性的問題」以外，也不如說什麼好。明明知道這種回答，一方面是於事無補，十分荒謬的；一方面卻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尋找突破點
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是「適者生存」。每一個公司行號都必須不斷的去提高它的競爭能力。員工的意願、成本的高低，都是企業主不得不考慮的決定性因素。提高民眾的環保意識、生產和保麗龍同樣廉價但與「環境友善」的便當盒等，每一個措施都有它的投資報酬率，而這些計算卻又環環相扣，互有關聯。我們能否在目前的社會體制下找到一個突破點？
朋友的故事有一個在現實環境下，也許還算不錯的結局。他在公司放映了「地球在哭泣」，一部世界地球日的電影，結果一百多位員工當中，有七位居然開始使用自己的「環境友善」專用便當盒了！（作者為台灣立報發行人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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