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陸再轉型　十二五的大挑戰

　進入延安上空時，一座又一座看不到盡頭的斷山孤丘。
　對征戰的人來說，延安的黃土溝壑地是最好的掩護。六十多年前，毛澤東在這片黃土溪壑裡生活十三年，他在黃土石窯洞裡生活寫作、畫了一長方形的地自種紅辣椒與蕃茄，最後國民黨將軍胡宗南攻進延安，毛澤東脫逃。在中國，人人稱它革命的起點。
　六十年後進入陝西省北部的延安，比到東部沿海，更能觀察到中國未來五年發展的縮影。在這裡可以感知中國真正的脈搏、觸摸中國真實的肌理。
　延安比台灣面積大些，有三點七萬平方公里，地貌多變而種族也多元，開車行進有如攀岩走壁的冒險，偶爾看得見少數民族。
　延安的競爭力在中國二九四個城市，位居中數，排名一七二名，不富裕也不過於貧窮。選擇延安看二○一五年的中國，有三個理由。
　一、它是中國共產黨的出發點、最跟著政治光譜走的地方。
　二、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延安有七成三人口為農民，可目睹中國內地農業城市轉型的挑戰。
　三、它的城市主調還談不上國際化或競爭力，而是消化貧窮、解決生態惡化。這也是佔據中國五分之四面積的多數城市的調性。
人民脫貧　黃饅頭變綠了

　六十年前，對生活此處的人來說，絕不如毛澤東名言「與天鬥其樂無窮」那般容易。
　曾因掠奪式的開發與連天烽火，延安在上個世紀貧又窮。進入二十一世紀前，二一五萬的總人口中，有六十萬（近三成）屬貧困人口，年收入不到八百人民幣（約四千元新台幣）。
　它更位處黃河中游水土流失嚴重區域之一，每平方公里上萬噸的土壤侵蝕，黃泥沙和沙塵氣候、不下雨的乾枯，城市黃撲撲一片。
　但中共在改革開放二十年之際，意識到南北差距、東西差距後，在兩千年，啟動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工業區等政策，使得中國內陸出現變貌。
　如今延安在西部大開發十年後，擺脫黃土的陳舊，換了一襲衣裳。
　十年間，延安市內的十三個縣區有了公路，柏油路也幾乎通往一六六個鄉鎮；商業活動進駐，到處是銀行與電信公司，還有Yamaha音樂館、索菲雅婚紗店。在延安市下的吳起縣有了四星級酒店拔地而起，傲視群山。
　十年間，延安市貧困人口由六十萬減少到十四．五萬；不少人從危險的窯洞和茅草屋搬離，農村開始有效率發展農業。吳起縣馬灣村村民馬德明有七十歲了，住在嶄新的四合院裡，很有台灣農村的味道，廚房用的是瓦斯桶和灶；笑容裡帶著蒼桑的他說，一九六八年在生產大隊裡的收入，一年只有一百元，現在農業稅免了，農民改用大棚種菜和瓜，他正和其他村民思考搞大型養雞場的可能。
　農民拿著醫療帳戶說，終於有了簡單的醫保；而市內的吳起縣和志丹縣因石油開發，開始推動十五年義務教育，學生集中住宿，學費雜費伙食費全免。更大的改變是這片海拔千米的黃土高坡，已漸漸綠化。
　中國自一九九九年開始，為解決長江與黃河中上游耕地沙化的問題，啟動跨越二十四個省份的「退耕還林」的大工程。吳起縣縣委副書記白文庭說，延安這塊紅色革命的熱土是最早響應退耕還林政策，由於政府向退耕戶提供糧食和現金補償，十年內還林面積達八八九萬畝（約有延安的七分之一大）。
　延安人其實很幸運，為了讓紅色聖地重生，中央政府讓石油的稅收留在延安（其他多半上繳國庫）；十年間，中央領導人從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人都一定來延安調研。
　延安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薛義忠不諱言，西部大開發以來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但新的矛盾卻同時出現，「主要是脫貧的同時，貧富差距與城鄉落差加深；綠化的同時，卻太依賴能源產業（八○％靠石油與天然氣開採），經濟結構調整不易。」
中央要革新　地方圖眼前

　延安市是中國內陸的縮影。若如十二五規劃的兩個重要核心：調整經濟結構、解決生態環境惡化，未來的挑戰肯定是巨大的。
　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都想要在十二五規劃中，加速經濟結構的調整，向附加價值高的服務業、科技工業轉型，平衡經濟與生態效益；但這些對內陸非省會城市如登天難。
　像陝西、內蒙、新疆有大量石油、煤與天然氣等資源的地方，為了財政稅收，仍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即便中央只讓它開採八百噸，地方也要採到千噸，」一位內陸官員私下說，這是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地方政府只圖眼前。
　內陸也缺少新觀念與人才。
　延安市安塞縣副縣長陸崇?在江蘇省張家港市經濟開發區近二十年，○八年十月底被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調到安塞，任務是將東部人才與管理經驗移植內陸。
　在不到兩年間，他建設的安塞工業園區已有初步雛形，從連外道路、水電等基礎設的建立、到沿海九家廠商入駐，開始有了點成績。
　陸崇?做先鋒探索東部帶動西部的實驗時，他深刻體會到，西部雖然有資源與能源，但缺乏觀念與人才，和東岸相比，發展速度極慢。
　兩年間，他找蘇州科技大學規劃設計院來指導、將東岸建築公司帶過來；他也連續把五十多位安塞招商引資的政府官員，送到蘇州短期培訓，一批十天，一批七天；「他們很少向外學習，很多人不會使用email，官員還是傳統家長式的治理觀，」一個人被空降到內陸，陸崇?自己都沒想到中國東西部的落差竟如此大，但他努力通過造一條路、建一個廠房，影響這裡的做事效率與品質。
　而在這些人與制度整體未改變前，延安將和中國多數城市的情況相似，它的黑色財富創造一夜暴富的油老闆和地方政府，也讓農民脫貧，但物價與消費水平的攀升、技能的有限提升，都讓他們苦苦追趕。
　六十年前這裡黃澄澄的斷山孤丘，現在七成覆蓋綠樹；毛澤東住過的窯洞成為每年千萬人次的觀光景點；老延安因政府資助有了新面貌。
　但它新生的矛盾包括：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與觀念之爭、西部北部仰賴天然資源結構難調整、難以引入人才的宿命。
　佔據中國最大面積的西部與北部，能否在經濟、生活、生態上同時提升，將是中國能否在五年到十年間，成為真正強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