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一九三一年，一位傑出的英國歷史學家托尼（R.H. Tawney）這樣描述過中國農村，「有些地區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當時仍年輕的毛澤東在這種悲慘狀況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他在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新政權首要支援不是來自於德國人馬克思的理論，而是四億農民分田地的欲望。
在超過兩千年的時間中，處於沈默的大多數農民是中國歷史變革的主要推動力。儘管他們一次次起義造就的結果並不值得讚賞，甚至在世界已經捲入工業化的二十世紀，農民仍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力量。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展開的經濟改革之旅的最初推動力，是來自於農村的承包實驗。
在一九七八～八四年解凍期，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增長為一三．四％，高於城市人口。在二十世紀八○年代的反映農村生活的電影中，是純樸、喜悅、富有生氣的面孔，他們是改革主要的受益人。
但僅僅二十年後，中國開始再次談論「農村破產」，中國的農村儘管不再是托尼描繪的命繫一線，但一種絕望感正在攫住超過八億人口的內心。在一個由網路、全球化、民主化武裝的後現代世界中，他們面對的處境仍是前現代。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看到這一切差距。
中國社會科學院二○○三年底完成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整個九○年代，八億農民被甩在燦爛的「中國概念」之外，收入就由高增長轉入了低增長乃至停滯。
改革中最令人擔心的正是，他們創造了太多的失敗者，而成就了太少的成功者。九○年代經濟上的高歌猛進看起來就像沿海菁英們與傳統官僚們的獨角戲。
九○年代也是一個社會菁英們不自覺地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年代，一種冷漠地情緒在新興的社會菁英中的流傳著：既然中國要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一部份人就不可避免地過著狄更斯筆下的悲慘生活。
關於農村、農民與農業現狀的解釋與解決方案充斥了中國今天的學術界與媒體，但卻沒人知道是否有確切的解決方案。他們在沒有獲得更多土地與技術支援的同時，還要供養一個日漸臃腫、並時常製造麻煩的行政機構。
創造新財富是一九九○年代中國的主題，為了維持這種不停的創造，我們不去理會它的方法是否公正，它的結果是否公平。而如今，這個國家面臨的新考驗是，如何對待那些被長期遺忘的「沈默的大多數」。
歷史告訴我們，他們在大多數時刻的確保持足夠堅韌沈默，但當他們試圖發聲時，重大的變動就可能會發生。
（作者為北京《經濟觀察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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