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成為下一個領跑者？

但是，仔細傾聽，在這一切談論中，你沒有聽到什麼關鍵性的聲音？這種聲音曾經在歷次的經濟強國的崛起過程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而在今天的中國卻很少提及。你該如何評估一個國家的精神，對其崛起所起的作用呢？

日本、德國的精神是團結、好學

「人們到處遇到這個城市的偉大理想……阿姆斯特丹到遙遠的地方經商，比羅馬政府的地盤更遠。阿姆斯特丹為了發財致富，而羅馬滿足於只搜光一個世界。」十七世紀，一位外來者前往荷蘭參觀，在那個一切財富、權力和榮譽，都與土地緊密相連的時代，這個城市土地短缺，但這裏的人卻篤信貿易與商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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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後，歐洲的經濟中心轉向了英國，當時英國最著名的文人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說世界瘋狂地追求創新，蒸汽機、紡紗機、運河、製陶瓷術、殖民地貿易都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只有美國會產生亨利‧福特）Henry Ford）、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這樣的人物，哈佛商學院的歷史學家理查德‧泰德羅（Richard Tedlow）說，美國的文中有一股尊崇商業的精神，在商業活動中既蘊涵著冒險、野心、成就，又意味著平等精神——人們在出身上無法平等，但在金錢面前卻是平等的。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間，年輕的法國經濟學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戰敗國的德國面對廢墟時，他聽到德國的工人與老闆相互安慰道：「即使我們發生爭吵，也永遠不從這裏走出去。我們一道幹吧。」他們一起睡在地窖裏，一起喝大眾湯，在十五年的時間裏，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二戰後的日本，那是一個好學與團結的社會，他們從美國借來戴明︵W. Edwards Deming）的管理理論，與朱蘭博士 ︵Joseph M. Juran）的現代質量管理。一直到一九八○年之前，整個日本社會都洋溢迅速追上世界一流國家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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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一個國家興起與衰落原因的探討上，從未有過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們已知引人矚目的說法是，宗教作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 1920）的清教徒倫理；市場作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描述的無邊空間；企業家精神——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的破壞性創新；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文化作用——大衛‧蘭德斯︵David S.Landes）……。

儘管「文化決定論」，被證明是失敗的。但今天的中國，卻陷入相反的迷思，過分迷戀物質力量，忽略文化與心理上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啟蒙運動為工業革命提供了智力基礎；一種社會成員普遍的信念，有助於共同締造一個未來，二次戰後的日本與德國因此迅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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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意義上，今天的中國仍缺乏這些創造經濟奇蹟的國家所普遍擁有的氣質。我們缺乏一種廣泛的社會共識，也沒有相對單純的理想主義，更缺乏清晰的遠景——我們最終試圖變成怎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剛剛獲得進步時，一種隨之而來的自滿情緒，已經在社會上出現。中國的精英們，普遍以相對輕蔑的口吻談論著處於「失落的十年」中的日本。
我們目前獲取經濟上的成功，主要仍是由於市場龐大帶來的規模效應，而非技術與管理上的創造性。也因此，社會仍未能夠鼓勵創新的文化，我們也未學會如何處理剛剛積累起來的財富。

歷史的創造，終究是人的自由意志與行動，而非機械力量。而一部經濟史，從來就不是一部簡單追求財富的歷史，它更有關於人的冒險精神與對榮譽的追求。在關於中國經濟的話題中，我們已經談論了太多物質與機械的力量，並想當然耳地相信，我們必然會達到那個目標。現在該是共同思考，在創造這一結果過程中，人們為哪些而焦慮，該如何保持開放心態，與創造熱情的時候了。(作者為北京《觀察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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