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二月十二日,我在山東威海的劉公島參觀那些被打撈上來的北洋海軍船艦碎片。這一天距離北洋水師徹底崩潰正好一百一十年,一百一十年前這一天的凌晨,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身亡,宣告了持續七個月的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兩個月後,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署了馬關條約,它包括鉅額的賠款與台灣島的被割讓,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頁。
關於這場戰爭的反思仍在繼續,歷史細節被更多的挖掘出來。但在中國的歷史書上,戰爭失敗的原因常常被歸結於日本人的野蠻與清政府的無能,似乎只要替換了慈禧太后與李鴻章,用修建頤和園的經費購買炮艦,以更嚴明的紀律訓練軍隊,就可能戰勝日本。
古老文明面對現代挑戰
關於軍事上的討論我們暫且擱置,愈來愈多的研究表明,在甲午戰爭發生前的三十年,是中國社會一個重新復興的時期,遠非今日我們想當然的黑暗歲月。
一代新政治人物已經興起,它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為代表,他們從地方興起,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國等一系列的叛亂,引入西方觀念、技術、挖掘人才,不管從道德還是見識方面,都為官僚系統注入生機;在與外國關係的處理上,總理衙門的引入,讓中國逐漸更專業化地與外國人打交道,並贏得了某種尊敬;軍事上,更多的現代裝備被引入湘軍、淮軍,他們購買機槍與克虜伯大炮;伴隨著起義軍在一八六○年代的逐個消亡,農業生產被恢復,洋務運動的倡導者開始著手建立現代工業,甚至中國商人在沿海貿易方面也開始趕上外國商人;新思想也開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譯作品得到了手握政權的這些地方改革者重視……。
在很多方面,從一八六○年代的中國改革,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時開始的明治維新一樣,似乎標誌著一個古老文明面對現代挑戰的應變。
但甲午戰爭卻宣告了中國的這種變革的徹底破產。儘管同為專制政體,但中國的改變比日本不徹底得多。儘管在才智上,李鴻章一代人絕不遜色於伊藤博文一代,但中國的變革從未能觸及更深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它試圖將一個近代國家的模型,硬生生嫁接於已經僵化的儒家社會之上。在接受了技術創新之後,中國人並未開始理解什麼是社會創新,它沒有對現代政治的理解,沒有自己的憲法,沒有對於權力的制約……,而且悲哀的是,即使在一百一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仍在遵循類似的方式,我們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FDI(外人直接投資),最多的手機用戶,加入了WTO,但我們的思維方式、政治與社會制度,卻拒絕做出相應的調整。
(本文作者為北京《經濟觀察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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