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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效應最明顯的影響，就是陪審員認為自己非常了解影集中的科學，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例如在一次殺人案審判中，陪審員指出有件血衣並沒有作DNA鑑定，但由於被告已經承認出現在犯罪現場，血衣並不需要進行鑑定。
研究顯示，62%的辯護律師和69%的法官都同意，陪審員對鑑識證據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約半數受訪者表示，選擇陪審員時間變得更長，因為他們必須確定陪審員不會以電視的標準檢視科學證據。
Durnal表示，美國的檢察官現在得花多更多時間，向陪審團解釋為什麼某些證據並不重要。辯護律師也發現自己的工作變得更複雜；陪審員認為科學可以破案對他們有利，但他們也發現，自己得很辛苦地向陪審員解釋，電視中那種百分之百的指紋或DNA比對，現實中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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