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討論六四，不應該視為具有某種政治用心，更不應該理解為對中國內政的貶抑。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運動，意味著對自由開放的期待，也是對世界人權的嚮往。
六四事件的挫敗，不能被解釋為中國社會不該享有自由與人權。
馬當總統後 言論上退卻
馬總統在過去的發言，是以台灣的政治經驗為基礎。如果沒有台灣民主記憶在背後支撐，就無法彰顯馬總統紀念六四的格局與氣度。
但是，在當選總統之後，他的談話立場開始產生鬆動。去年他的感言，不再提到六四平反，也不再對中共有任何批評。這種態度的翻轉，顯然與台灣社會的言論氣候完全不成比例。
今年六四事件屆滿二十周年，馬總統正好出國訪問，避開這個敏感的歷史問題。
然而，從各種跡象可以看出，他在六四問題上已經沒有過去那樣積極而熱心。至少在接見民運成員王丹的安排方面，足以透露馬總統的態度。與王丹會面如果也變得複雜困難，似乎也暗示了馬英九在思考上與言論上的退卻。
和中國和解 不能忘人權
近一年來，海峽兩岸關係確實獲得極大程度的和緩，減低緊張情緒，避開戰爭危機，絕對可以創造雙贏的條件。
從中國內部來看，加速資本主義化誠然加倍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繁榮景象是近百年來前所未見。與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的中國相較之下，確實令人有前生今世之感。當年廣場靜坐示威的學生，曾經被指控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汙染，受美帝國主義的煽惑。如今，中國與美國資本主義的密切結盟，不知如何向受害受難的學生給予合理解釋？
台灣與中國之走向和解，絕對不能只從經濟層面來觀察。國共兩黨握手言歡之際，豈能忘記還有一千餘枚飛彈正對準台灣，豈能忘記六四事件的歷史評價還未解決？在真正和平還未到來之前，台灣的民主改革應該是國防實力不可切割的一環。經過數十年朝野兩黨的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自由與人權價值，正是台灣能夠站立起來的厚實根基。
六四能平反 才有真和平
在和平與飛彈共存的危疑階段，馬英九總統從六四的發言位置退卻，等於是對台灣社會釋出負面意義。
為了換取中國的友好，台灣是否必須自我矮化言論自由？為了促進兩岸的經濟發展，台灣是否有要放棄對人權價值的堅持？二十年前北京學生運動的人權與民主，絕對不會因為時代的改變而失去歷史意義。
相反的，要求平反六四，要求尊重人權，才有可能使兩岸關係臻於和平。馬英九的任何發言與行動，都關係台灣民主的格局。要使台灣的人權高度不打折扣，就必須面對六四。（本文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以上轉載自2009/06/02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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