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全球產官學研及民間專家，過去二年就這樣在世界各地轉來轉去，對協議內容的談判進度仍是一籌莫展。
氣候談判開議前，各界對於會議結果的產出，倒是非常有共識：哥本哈根會議已不可能產出一個完整的減碳新協議，它的成功，僅會建立在會員國達成某種程度的政治協議，同意在未來一至二年內完成這項任務。
在1992年，UNFCCC開始擬定氣候變遷議題的草案，吵了五年，1997年才通過京都議定書。之後紙上談兵了八年，到2005年2月京都議定書才開始生效。所以，針對減碳幅度更大的新協議，如果談判期程拉更長，並不足為奇。更何況，談判議程還要處理的問題包括地區性（如歐盟）、G20、以及美國／中國陣營間的歧異。
重點是，非成員國的台灣，在這樣的國際情勢下，我們看到什麼？根據未來世界邁向低碳經濟的風向趨勢，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準備？
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美國的減碳目標為2020年降到2005年水準再減17%。其實，美國在2005年的排碳量較1990年增加了14%，所以這個目標相當於僅較1990年水準再減3%，比京都議定書的目標還寬鬆。換言之，歐巴馬講了等於沒講，因為歐盟、開發中國家、環保團體等都不可能認同美國這個寬以待己的目標。
中國下一個五年計畫也規劃在2020年將「碳排放密集度」（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2005年水準再減40%-50%，看似顯著的減量，其實排放總量卻是不斷巨幅成長。中國的排放量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是若採密集度的指標來算，中國2005年的「碳排放密集度」已較1990年減少 25%。
換句話說，不同指標可以是各國設定減碳目標的煙霧彈，我們需要有更好的分析能力，協助各界解讀各主要陣營目標設定的全貌，因為這是掌握各陣營談判籌碼的必要基礎，才不致誤判國際減碳協議的情勢。
金融海嘯後貿易保護主義明顯復甦，一些歐美已開發國家擬採邊境稅調整來掌控競爭力，這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考慮採取國內碳稅制度，以WTO不得雙重課稅的護身符，來保障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這種以減碳機制之便，行貿易與競爭力保護之實，雖是司馬昭之心，卻可能是善用國際遊戲規則傑作，也是我們必須看得懂的國際角力。
中國已經開始籌備在2011-2016年所要進行的下一個五年計畫，極可能會包含能源效率的推動，延續類現今「十一五」計畫中20%的改善進度。一般相信，新的五年計畫會包含減少碳密集度的特定目標，新計畫的重點也會放在強力發展中國自己的綠能科技平台和綠色產業，以建構未來低碳經濟。
熟知美國氣候政策發展的專家大都認為，美國國會將在2009年底到2010年春季前通過氣候立法，主要的驅動力是因為如果沒有國會的立法，美國政府將會讓美國環保署扮演新氣候法規主導的角色，包含美國環保署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人，都不希望這樣的情形發生。
換言之，一個國家層級、長遠的低碳經濟發展，需要很多包括國內法在內的基礎建設要到位，不是光一個環境部會所能涵蓋。
政治領導力絕對是必要的元素，所以馬總統及吳院長的行政團隊，絕對必須將氣候變遷列為未來國家發展的首要課題，為台灣未來的低碳經濟做好打底的工作。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國有邁向低碳經濟的經驗，所以這是一個沒有捷徑的使命。沒有最高領導人來掌舵，台灣不可能有突破性的進展。
後京都時期的全球減碳新協議可能得再拖個一、二年，說實話，對台灣絕對是好事，美國人都知道要趁勢在低碳科技上迎頭趕上，台灣怎可以沒有自己的低碳大國發展藍圖。問題是人家有歐巴馬，我們的掌舵手在那裡？
（作者是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原文轉載自2009.12.09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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