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行動：辨認機會和激發行動
正如同許多人不會購買由童工製作的地毯與衣服一樣，基本個人責任概念的意義是，即使知道自己所做的只能在過程中扮演渺小的角色，人們還是希望消減自己的排放量，以降低對未來世代所造成的威脅，其中包括自己的子孫。如果也可以透過減少電費或開車的花費，那就更好了。
一個典型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每人每年大約是10 到12 噸，其中最主要的來源是家中暖氣、使用電器，以及使用汽車和飛機旅行。在這些事情中，有很大的機會可以降低排放量（並同時省錢）。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現，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把白熾燈泡更換為省電燈泡，可以在一年內回本；若把低效率的熱水器，更換為無鍋爐熱水器或太陽能熱水器，最高可以省下65% 的所需能源，並且每年會有大約11% 的投資收益，此外，以少於1000 美元的費用，安裝最新科技的熱泵，平均每年可以節省冷暖氣的電費達25%。
在新落成的房屋中，最有效率的冷暖系統可以省下目前能源消費水準（平均每年一個家庭約400 美元）的50%。
汽車代步，是一個大宗且成長快速的排放量來源。在美國，個人交通工具約占所有石化燃料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5。然而，有許多小的改變可以增進效率。保持適當程度的胎壓，可以降低駕駛汽車的成本達10%；使用定速巡航可以更進一步增進10%至15% 的效率。
在開發中國家，汽車通常只會占排放量的一小部分，但是隨著財富增加，擁有汽車變得更為普及，這個現象正在快速地改變。像是油電混合車這類的科技，就能提供有效的碳減量，但是成本還是相當高，而且油電混合車仍然只占市場的一小部分。然而，還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以降低開車對環境的衝擊：使用1.0 公升的引擎會比使用2.0 公升的引擎，省下大約一噸的二氧化碳。與汽油引擎相比，柴油引擎少消耗高達30% 的燃料，並且少排放了大約25% 的二氧化碳。而且一些簡單的決定，像是用步行取代短程的開車或是回收燃料，對於減少碳排放可以做出重要的貢獻，同時促進更健康的生活型態。
個人也可以透過改變食物購買習慣和飲食，進而產生影響。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提出的一份研究計算出，肉類的生產大約占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8%，與交通運輸相比，後者只占了13%。FAO 採取了一個範圍廣泛的途徑，計算生產肉類造成的後果，當達到18% 這個數字時，包括了：清理土地、肥料的製造及運輸、農車的燃料，以及直接來自牛和羊的溫室氣體排放。18% 是一個總量的估計（全部的排放量），而不是肉食和非肉食飲食間的差別。
一項芝加哥大學在2005 年做的研究，比較了各種美國人飲食習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該研究估計，若將Camry 汽車換成Prius汽車，可以減少大約一噸的二氧化碳；若放棄50% 的紅肉飲食，更改為素食的飲食，每人每年可以減少3.6 噸的二氧化碳，相當於將一輛運動休旅車（SUV）換成Prius 汽車；若將50% 的紅肉換成是50% 的家禽類，會減少大約2 噸的二氧化碳。
對於開發中國家目前仍仰賴煤油燈的人來說，換成LED 系統所能省下的燃料，總計每年可達他們一個月的收入。
如果個人、企業和政府，能夠感受到他們的行動是全球努力的一部分，而且不會認為他們的行動「過於渺小以致於無法造成任何改變」，或是認為他們的努力都會白費，那麼就更有可能採取行動。
在運輸方面，創造不同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在缺少替代方案的情況下，鼓勵人們減少開車，效果自然有限，而在具競爭力的價格下，便利的大眾運輸可以改變人們的通勤方式，這點由世界各地新的捷運系統就可證明，無論是在北京或是德里。在倫敦，較好的公車服務已經吸引了乘客的大量增加。受到妥善保護的自行車道和適當的道路規則，可以讓騎腳踏車更安全也更普遍。巴黎公共供應的Velib 腳踏車租賃服務就非常成功，並且類似的計畫也在許多歐洲城市運作。在拉丁美洲，波哥大全面普及的腳踏車道網路CicloRuta，已經降低該城市對汽車的依賴，以及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
政治壓力和公共意見
和採取行動降低自己的排放量一樣，每個個人可以各自以選民和公民的身分，或是集體透過公民社會，包括非政府組織，來對政府施加壓力，促使其建立氣候政策的架構並同意全球新政。
國際壓力團體像是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 WWF）和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等，當然都已經長年活躍於這些議題，而且除了採取傳統的宣傳活動和直接行動以外，許多壓力團體現在開始與社會中其他成員結盟，以繼續向前邁進。舉例來說，世界自然基金會與許多重要的全球企業，在氣候保護計畫（Climate Savers Programme）中合作，目標是提昇效率及減少排放量。
個人也可以發揮強大的影響力。諾貝爾獎得主高爾（AlGore）， 贏得奧斯卡金像獎的影片《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在最近發揮了重大的國際影響。同樣地，法國電視節目中一位非常著名，並且有影響力的環境學家胡洛特（Nicolas Hulot），以及加拿大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和評論家鈴木（David Suzuki），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與國際間都很有影響力。例如，胡洛特在2007 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大力促使氣候變遷成為一個議題，他要求所有的主要候選人簽署他的「生態公約」（Pacte Ecologique），並威脅他們如果不簽的話，他就要競選總統—於是他們全都簽署了。亞祖貝彤（Yann Arthus-Bertrand）這位著名的攝影師，也是《俯瞰地球》（The Earth from Above）的作者，他為全法國5 萬所學校的學生，發起一個環境意識運動。
最後，如果對於氣候變遷行動的公共意見很強烈，那麼政治人物將會聽從。然而，因果關係會雙向進行：立法與企業領袖展現清楚且果決的領導能力，可以影響公共意見，因此更多關注此議題的大眾，會去迫使他們的民意代表採取更重大的行動。
本文摘錄自《全球新政》第七章更多《全球新政》精彩內容，請洽如果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