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都會化，已非昔日所想像。北京的計程車司機有句妙喻：「中國──拆哪（CHINA）。」因為當時城市裡到處是以白色噴漆寫著「拆」字的低矮樓房。無論具體的城市建設，還是生活、思想、社會、文化，「拆哪！」說明轉型中國一切都在進行式的變動中...幾年前回台灣時，在車上聽到台北愛樂電臺一個關於小孩教育的廣告，大意是小孩的教育要即早投資，否則將來無法與台灣乃至上海的小孩競爭。
台北愛樂電臺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中產階級電台，這個廣告的播出，大概也指出了千禧年前後、上海熱之後，台北中產階級的焦慮──上海已然成為台北的競爭者。
不同於台灣前兩波的大陸熱，一九八七年開放探親的第一波大陸熱，許多外省人帶著時隔四十多年遙遠的鄉愁，踏在原初成長的土地上；一九九○年代開始的第二波大陸熱，許多中小企業主到大陸尋找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二○○○年前後的上海熱，則是中產階級加入其中，他們尋找的是一個被國際認為高度成長的市場，而這個市場也齊聚中國內部高度競爭下的一流人才。
這個廣告並非特例，同屬中產階級屬性的《天下》雜誌都製作過上海與北京的專輯，這些專輯中也都鉅細靡遺地將上海、北京與台北進行比較。
從台幹到台勞
《天下》的訪談對象，不是大型企業的企業家，就是跨國公司的主管階層。在他們眼中，中國是一個國際大型企業的兵家必爭之地，再不過去就晚了。昔日的產業結構也在轉變中。「台幹」、「台勞」甚至「台流」，也成為這幾年轉變中的語彙。早期的台幹，被派赴中國上任，不僅多達雙倍的薪資，還提供住宿等補貼。不過，台幹的身價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有所改變。被派任中國不再被視為苦差事，相反地，中國開始被認為是有潛力的地方，有更多的人躍躍欲試，派任中國等於高薪已逐漸成為昔日神話。
近年來，隨著企業在地化的經營，無論外企或是台資企業，都開始大力拔擢大陸的員工，這使得台幹的角色不若以往重要。也因此許多台幹開始以嘲諷性的「台勞」自稱，因為一不小心，可能就淪為「台勞」。
不僅企業大老闆、跨國企業的員工、台幹們有著危機感，就連尚未步入社會的大學生也是如此。在一些調查中，大學教授或是大學生眼中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都是大陸學生，而台灣媒體也不斷塑造大陸學生勤奮向上、台灣學生過於安逸的對比形象。
在這十年裡面，日常生活中不斷聽到類似的危機感。一位在知名台灣高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主管們跑遍全球，頗有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味道。這批最知道國際市場動態的人，昔日見面時聊美國等地的市場，然而近年來一見面就是聊大陸，從超女到產業生態無所不談。
二○○○年第一次參訪大陸之後，在台北剪頭髮時，鄰座客人的一段話或許相當有代表性。這位剛從上海回來的客人跟設計師聊天時說：「人家上海大劇院蓋得那麼豪華，我們怎麼比？台灣再這樣下去沒辦法跟大陸比。」那一陣子，台灣歷經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當時，台灣的社會氣氛是準備迎接改革時刻的到來。不過，這時台灣的經濟已悄悄走下坡。敏感的人們總是擅於為自己的資金找尋好出路，在台北咖啡廳裡甚至泡湯之際，都時常可聽到人們談論著投資上海的事情。這些零星聽到的對話，大概也可確認西進的台灣人不再是早期的老兵、中小企業，而是台北的中產階級。如果是這樣沒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當時，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有趣的觀察：「在台北人心裡的地圖，上海會比高雄近。」聽起來像是這麼一回事。特別是直航之後，城市連結的景觀也在迅速改變中。
五年級生的苦悶
在這十年中，我也特別注意到五年級生的不確定感。事實上，在前幾年所做的調查中，五年級生大概都是感覺生活壓力最大的世代。這個世代有結婚成家的，大概都是雙薪養家養小孩，沒結婚的也是想著如何養好自己。在事業衝刺期便遇到經濟不景氣的五年級生，不同於上個世代在經濟發展的平順過程中奠定基礎，也不同於下個世代有青春資本。懷舊，成為確立存在感的心理安慰機制。這個年紀，也恰逢中國經濟力量的逐漸崛起，是利用西進的機會掌握先機或是在台灣安穩發展，成為兩難的議題。
面對中國的機會，五年級生既愛又怕，五年級生成長於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他們熟知王永慶的崛起除了勤奮之外，最重要的在於敏銳地抓住時機與產業。上海的崛起是否就是當年王永慶年輕時所看到的時機？而在台灣已經工作幾年的基礎該如何評估？一旦去了上海發展，家庭分隔兩地又該如何？去或不去，都是個問題。
西進僅是一種機會，不是萬靈丹。而現今思考這些問題的世代已然更為年輕化，一○四人力銀行的調查中，許多大學剛畢業的學生們並不排斥前往大陸發展，特別是直航之後，這個比率又在增加中。事實上，在這十年中，我也注意到赴大陸參訪的台灣學生越來越多，許多大學生不是為了遊山玩水，而是希望看看北京、上海的現狀，以及與大陸學生接觸交流。
當企業家、中小企業主到上班族，許多人都在思考是否西進之際，這反應了北京與上海確實已成為各國資本與人才的集聚之地。對於台灣來說，這意味著什麼？主流的經濟學家與媒體大概會告訴你：這就是全球化的現象，北京與上海已然成為重要的城國際城市之一，台灣要強化競爭力，必須與這些城市產生連結。你不連結，就會落後他人。與這種主流觀點同時出現的，大概是前進上海之類的投資理財講座、書籍等熱潮。
面對中國市場，大企業心動、上班族也忙著盤算是否西進，然而，卻有一個弱勢群體也被捲入西進熱潮中，他們就像電影《練習曲》中所出現的海邊團體旅遊的員工一樣，老闆因為西進惡性倒閉，員工只有苦中作樂、自謀生路。
面對世界工廠與世界工廠並存的中國，以及轉變中的兩岸關係格局，兩岸關係越來越不是專家學者口中高深的策略之類的複雜言說，而是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現象。台北士林夜市的攤販可能會賣一盤蚵仔煎或是臭豆腐，給慕名而來的大陸觀光客；某個新竹高科技產業的從業人員，可能被派到北京出差；中部某個工廠底層員工，可能擔心老闆結束台灣的經營西進大陸……等等。
每個人在新的兩岸關係之下，都存在可能的不同利益，也因此，面對兩岸之間未來可能進一步的互動，例如ECFA，必須從實際面出發討論。例如，必須仔細討論ECFA對各種產業類別的利弊得失，一些優勢產業可能可以透過兩岸關係的深化擴展市場，然而，一些弱勢產業卻可能面臨瓦解的命運，在此時刻，「好」如何被定義？弱勢者有無加入定義的空間？「好社會」又如何維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