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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做為精確新聞報導的一項工具，民調自有其必須遵守的嚴謹操作程序，民調結果才能成為民眾及政治決策者在思考公共議題時的一種可以信賴、值得參考的重要資訊。一般民眾對民調的最大誤解，是以為做民調很簡單，找一批所謂訪員，弄幾十支電話，再擬一份題目，就可以翻開住宅電話簿，對若干民眾進行民意調查了。殊不知，民調的程序，必須符合社會科學研究法中社會調查法的嚴謹要求，民調的結果，才有可能是兼具信度與效度的科學資料，否則，與街談巷議或人云亦云或捕風捉影的鄉野奇談無異。
一次科學性的民調，從抽樣開始，就是一門大學問。不是說只要有個千把人在電話中回答訪員的提問就算功德圓滿。如果抽樣方法不夠嚴謹，受訪者的組成根本不能反映現今正確的人口結構，整個民調結果自然無法代表社會的整體民意分布狀況。而在抽樣之外，訪員的素質及進行電訪的經驗，以及在訪問前是否曾接受完整的訪員訓練，也是影響民調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至於民調的題目，就更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有經驗的民調專家在評斷民調結果時，必得要先看到完整的民調題目，就是因為別有居心者，能夠藉著在題目的用字遣詞、答案選項的安排、乃至題目擺放的順序上略動手腳，就能引導出想要的民調數字，但這樣的民調新聞，已不是精確新聞報導，而成了披著科學外衣、精心布局下的「新聞誤導」。
此所以美國民意學會要再三呼籲，任何發布民調結果的機構，包括新聞媒體在內，都必須在公布民調結果時，要同時揭露有關民調進行程序的重要基本資訊，好讓大家判斷眼前的一份民調結果報告，究竟是不是符合科學要求、正大光明的民調資料。
科學經驗告訴我們，當不同的機構在同一社會中進行同一主題的民調時，如果大家都遵循符合科學要求的嚴謹民調程序，所獲得的民調結果雖因抽樣誤差或民調題目的設計方式不同而略有差異，但應該不至於出現南轅北轍的民調數字。而且，當這種不尋常的差異出現時，民調學界及實務界一向都認為，當然是選擇接受較有民調經驗及專業素質的民調單位獲得的類似民調結果，而不會相信較無民調專業經驗機構發布的那些獨樹一幟的民調數字。這倒不是說媒體設有正式的民調中心就是民調正確性的保證；重點在於，民調並非可以隨意進行的工作，沒有受過相當訓練，又不曾在長期的專責工作中累積民調經驗，遇到大新聞時才臨時成軍進行民調，最後獲得與眾不同、令人詫異的民調數字，也就不足為奇了。
以這次《自由時報》與《中國時報》在民調方面的爭論而言，筆者知道，《自由時報》其實曾數度評估設立常態運作的專責民調中心，但最後都因種種考慮而緩議。其實，對新聞媒體而言，做民調本是好事，也是服務閱聽人的重要工作。而民調結果被外界質疑也不必看成是壞事，要知道，知名的蓋洛普民調公司，就是從一次次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及經驗，才有今日之專業聲譽。
因此，《自由時報》與其對外界的批評以法律動作回應，不如先回頭仔細檢討自家所做民調的所有環節，是否仍有尚待改進之處。而這種檢討，不但是《自由時報》該做，所有經常進行及發布民調的新聞媒體，都該視為常態性的自我檢視項目，以共同維繫民調的價值及民眾對民調的信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