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別再只看美國

上任以來，歐巴馬果然在內政外交上勵精圖治，積極展現一個全新世代的不同思惟。在外交上，他一改布希時代單邊主義的政策，接受國際社會多元價值與利益需求的事實，以合作代替競爭，以對話代替對抗，在全世界各地大大地扭轉了美國已跌落谷底的形象，在歐洲尤其深受歡迎，甚至因此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但同樣強調尊重多元、尋求合作、積極對話的新思惟運用到亞洲卻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除了前述的《金融時報》之外，西方主流媒體，包括美國的《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以及英國的《經濟學人》，幾乎都認為歐巴馬此行過於低調，對中國讓步太多，沒有什麼實質的政策斬獲，是一次失敗的外交出擊。

而亞洲國家則多半對美國的政策轉向感到錯愕與憂慮，這次APEC會議東道主新加坡的內閣資政李光耀，便在歐巴馬行前親赴華府，發表了美國應該「留在亞洲以制衡中國」的驚人之語，印度總理辛格又在歐巴馬回國之後，立刻赴美訪問，大談民主印度雖然GDP成長速度不如中國，但卻是開發中國家更應該選擇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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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中國大陸本身都對於歐巴馬的政策大轉向感到措手不及。溫家寶在歐巴馬離開前的記者會上就婉拒了G2的提法。胡舒立離開後的第一期《財經》雜誌，也以「奧巴馬棋局」為封面故事，觀察到「人們感到一個新時代的即將來臨，但多數人還是說不清，這究竟會是什麼樣的新世界。許多人相信，這是中美關係新的歷史性時刻。也有人懷疑，美國過於主動的轉身是否另有所圖。」

亞洲為何跟不上腳步？

為什麼歐巴馬的新思惟風靡全球卻在亞洲遇到障礙呢？因為在柏林圍牆倒塌二十年後的今天，亞洲仍糾纏於冷戰遺緒中。但亞洲無法像歐洲一樣揮別冷戰，美國其實要負最大責任。首先，冷戰伊始，美國在歐洲是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ＮＡＴＯ）這個多邊集體的安全架構作為圍堵共產主義的合作對象，但在亞洲卻以與個別國家雙邊軍事合作協議（如美日、美韓、美中（中華民國）、美菲等）為基礎，這使得亞洲各國無法像歐洲國家一樣，自冷戰時期就有區域內多邊對話合作並產生集體認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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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美國在亞洲的盟國在軍事上與心理上都對美國高度依賴，無法發展出自己的權利意識與國際人格。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

其次，冷戰時期，亞洲各國都在美國反共政策的支持下，以防堵左翼之名壓抑公民社會的發展。與歐洲比較起來，亞洲社會缺乏由下而上的進步思想傳統，民主政治基礎薄弱，所以雖然如今多為自由民主國家，但不像歐洲，沒有什麼共同進步價值可以做為區域認同的基礎。如果不是亞洲的反共政策遠較歐洲粗暴，日本社會可能會像德法在歐洲一樣，有影響整個亞洲的進步思想社群，韓國、台灣可能更早民主化，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國的民主可能更成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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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一九七○年代初期，美國採取「策略三角」的戰略觀，決定與當時孤立於美蘇兩強之外的中國發展外交關係，對中國開放市場，讓中國在一九八○年代有機會利用亞洲的國際分工重組機會，快速吸納亞洲各國準備外移的製造業生產線，在亞洲開始了一場沒有價值對話的區域經濟整合。與歐洲整合過程比較起來，亞洲只有經濟整合，沒有政治對話，所以區域內的各國社會隔閡仍深，政治不信任使得區域內國家彼此防禦心強，皆無法走出冷戰陰影。

亞洲要走出和解新道路

面對當前的困境，亞洲各國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在心態上獨立起來，自己走出一條區域和解的道路。處境比李光耀或辛格更艱難的達賴喇嘛，便在歐巴馬遭西方媒體圍剿時，很有智慧地表示，「不認為歐巴馬對中國太軟弱，只是風格不同而已。」區域內的大國，尤其是中國，應該要更主動地以具體行動來降低區域內的政治不信任，在關鍵的政治價值上要展現願意對話的氣度與誠意，或許接受歐巴馬的建議，與達賴對話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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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歐巴馬的戰略調整，國民黨視而不見地發表了「中美台關係六十年來最好」的談話，民進黨則反射動作似地批評都是國民黨的錯，兩黨除了持續內耗沒有任何積極作為來面對這個外在環境的大轉變。其實，面對中國崛起，台灣早就沒有繼續內耗的本錢了。和解之路必須先從國內做起，朝野必須就冷戰時期的歷史問題與當前兩岸經濟整合的模式展開對話，降低持續惡化的政治不信任，尋求社會和解。沒有社會共識為基礎的兩岸政策，無論是對抗或交往，都不可能走得長遠。（作者為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