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是中國工業重鎮,不過是二十年的時間,上海紡織、上海寶鋼集團下許多老工廠已遷到城市外圍,留下的老廠房改裝為一棟棟設計與文創公司或博物館。
重工業的身影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嶄新的商業大樓、小資情調、因人們財富積累而起的商業與投資活動。
上海已成為世界級的服務業戰場。
以85度C為例,去年一整年,就在大上海增加了七十家門市。
台灣平均八萬人可以撐起一家店,但上海因為人流量大,85度C副總王建堯說,新增的點多半是每天平均有一萬五千人就能開一家店。
除了龐大的人流,可觀的消費力更是吸引外資投入的關鍵。
靜安區的家樂福洋酒專櫃上,一位總經理秘書面不改色地訂了兩箱法國知名酒莊瑪歌(Margaux)的頂級紅酒,送人做禮品,一瓶要價新台幣五到八萬元。
鼎泰豐位在南京西路上的波特曼店,最火紅的是黑松露小籠湯包,他們得全力收購市場上的黑松露才能順暢供貨;而這項產品最近也悄悄在台北鼎泰豐開賣。
所得集中刺激大量的商業活動,使得上海成為跨國集團投資的焦點。
來這裡發展多年,被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重兵派到大陸經營便利店的喜士多總經理魏正元觀察,上海與昆山或深圳等單一產業造就的都市不同,上海從漁村到工廠,再慢慢走入金融服務,接近健全良性的都市化的進程,這樣的所得集中會吸引現代化企業進駐。
但上海的改變並非自然演變,而有長期的政策主導。
在一九九五年左右,上海就啟動「退二進三」的戰略,以服務業活動置換污染的製造業。
三個五年實踐
甚至,早在一九八四年,汪道涵擔任上海市長時就開始思考推動上海往服務業走的戰略,而他曾說,若能申請籌辦世博,將能改造上海五十年。
之後,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帶了一批經濟學家到上海研究,訂下上海為太平洋西岸的經濟中心,在這個基礎上上海開啟了城市規劃;提出成為國際經濟、貿易中心,九五年又增加了金融中心與航運,奠定四個中心的戰略。
這使得上海的產業結構兩手捉,不只強調第二產業(製造業),也同時邁向第三產業(服務業)。一九八五到二○○○年,上海服務業產值從三五%提升為五○%,與製造業平分秋色。
但二○○○年之後的八年,上海服務業面臨停滯。屠啟宇回憶,當時學界與政府一直思索,到底是什麼造成無法超越的情況,結論是,「創新不足」。
上海市市長韓正這幾年,年年邀請國際企業家展開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每次會議除了市長跟企業簡報上海概況,更重要的是官員向企業家提出營商環境的議題,企業家提出想法,腦力激盪。
創意的發想促使新政策推陳出新。像上海市政府近年大力推動「總部經濟」,要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投資性公司、研發中心。
去年,福特汽車亞太及非洲區總部從泰國曼谷遷到上海,是繼德國福斯、美國通用之後,第三個將亞太總部遷移到中國的汽車公司。英特爾也增資上海總部,升級為國家級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由上海商務委員會認定的總部經濟機構有七五一家,是全中國企業總部數量最多的城市。
上海的經濟轉型是否成功,對中國有重大意義。
上海轉三中國轉型
去年十二月八日國務院經濟會議強調第十二個五年的規劃重點是: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也在去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簡稱第十九號《意見》)。
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費方域認為,金融危機後,國務院的《意見》,標誌了上海在戰略上的明確變化,要拉動上海以服務業做為火車頭,其中金融服務業又是主要走向。「這不只是上海要做的,而是國家的方向。」
國務院背書後,上海得道多助。
上海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經常出差到北京,與證監、銀監、中國人民銀行開會協調。
而以世博為例,在計劃經濟下,上海市能二十四小時報關,短期使用大量鋼筋水泥、地鐵的車輛買進與運輸等,甚至上海發了大量的債券支撐世博支出,都源自中央背書。
上海建交委副主任沈曉蘇表示,因有國務院支持,上海才能啟動洋山港的國際航運的綜合試驗區,以免徵營業稅方式吸引外資來浦東。
上海渴望轉三,它也成功在去年底將服務業佔GDP比重拉抬到六成,但轉三過程中,它承載的包袱仍多。
上海在中國各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排名第三,但它在創造經濟價值的指標上,始終是高耗能、低效率,而其法律、市場機制、產權保護的制度指標甚至不如蘇州、無錫、揚州等長三角的二級城市。上海文創產業推動者、紅坊董事長鄭培光認為,過去三十年裡,規劃局與房地局是很厲害的,商業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就是弱的;上海得往產業的深度與高度去發展,而政府職能也必須快速轉型。
但可見的未來,上海積極轉向內需型的服務產業,對太平洋西岸發展成熟的城市而言,勢必是開啟一波新的城市超競爭時代,資金與人才會向上海流動;而來此地發展的外資服務業在把握機會的同時,也得注意中國企業躍進追趕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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